[“春宫”乍起：绘画艺术一旦涉及到“性”]

徐海屏

　　年初，黄燎原在自己的画廊举行了一场十画家作品联展，展览名为《云雨》，题目所指不言自明。仅有展线61米、面积230平方米的展厅里密集悬挂着80多幅能与“云雨”不同程度扣合的作品。没有像去年策划“贺兰山摇滚音乐节”那样呼朋唤友，黄燎原这次只请了一群圈里的朋友，这些人很多也是作品的潜在买家。开幕式当天，导演徐克、何平、歌手朱哲琴等现身画廊。

　　随即这批作品被赋予现代春宫画的名头，黄燎原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云雨》表达的东西很多是‘变态’的，但这种‘变态’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生活中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在他眼里，这些画面中出现的事物或者隐含的情绪，“在生活中实际上是常态，只是我们视其为非常态”。黄燎原觉得，“在中国总是有一种庙堂和江湖的对立，风流的上流，下贱的下流”。即使在所谓正在发生“性革命”的中国，这种观念依旧很难改变。因而，这批作品的创作与销售“在中国要有一定的承受力，存在着卖不出去的风险”。

　　《云雨》彷佛是去年法国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的小型翻版。2004年春夏之交，程昕东，一位游走在国际艺术圈的法籍华裔策展人，集结25位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分别在密特朗文化中心和法国沙哈拉市古教堂举行了两场选材近似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或许是因为在习惯于情色艺术的法国，展览无论是作品的选择还是题目的设定，都没有采用“云雨”这般曲笔，《被禁止的感觉？中国当代艺术的情色话语》醒目地提炼出所有作品的内核。

　　在评论《被禁止的感觉？》时，法国作家、记者Caroline Puel说，“中国的情色随着体制的松动而得到新生”，而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情色作品，“使我们欣赏到他们令人惊讶的创造力”，“非常细腻、个人化、搅动人心”。

　　黄燎原首先让人将中国当代情色作品与古代春宫画发生了联想。他在《云雨》序言中说：“在中国现在艺术的情色描写中，春宫画的疏懒、诙谐和浪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严肃和残酷，激情被平静打入了冷宫。”

　　无论画家如何阐释，避免与“春宫”发生联系，然而在中国，绘画艺术一旦涉及到“性”，春宫都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荷兰汉学家高佩罗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文字记载的最早是《汉书》卷五十三(《汉书·景十三王传》)，(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

　　这种描绘男女性爱生活，尤其是各种性交姿势的图画，由于最初产生于帝王宫室，描写春宵宫帏之事，所以称为春宫。从这个定义上说，汉景帝时期广川王刘去的儿子刘海阳令人所作的“壁画”便是最早的春宫画。

　　当然中国的春宫画也起源于民间一些性书的插图，有的作为一种性教育工具，如《素女经》、《洞玄子》之类的性书之于新婚夫妻的功用。

　　高罗佩考证，此后汉唐宋元无论皇庭或者民间都有春宫流传，甚至礼教严明的宋代尚有职业艺术家画有“春宵秘戏图”，“秘戏图”也成为描绘性行为各种姿势的画册、手卷的通用称呼。

　　不过直到性压抑最为严厉的明朝，春宫画才真正开始广泛流传于民间，和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情色小说共同构成当时的流行文化，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艺术商品。

　　据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记载，春宫画一般装裱成横幅手卷，或做旋风装折叠册页。“绘裱成手卷，看来大多数是连环画，大约8或10英寸高，10到20英尺长，一般24、36幅一套。”“这类画卷和画册的主人不惜花费去装饰他们。画卷用绫衬边，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锦缎护套，配以玉或象牙雕制的别针；画册有白绫边框，配有用经过雕刻的木板或者附以锦缎的厚纸板做成并以浆糊粘贴的封面。”

　　《金瓶梅》第十三回西门庆便获得了这样一套装帧考究、由内府散出的春宫手卷：“内府镶花绫裱，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小绿细描金，镶嵌十份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由于流行广、需求大，有些出版商在印刷上下足功夫，其技巧达到了相当水准。在1606年至1624年之间，五色印刷的春宫画意味着这种艺术达到了全盛时期。

　　流行20年之后，到1644年清朝建立，社会动乱与套色印刷技术的困难令这种艺术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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